（紐西蘭看中國文迪整理報導）「我已經在紐西蘭住了15年，一直工作、繳稅，現在快退休了。為什麼只因為不是公民，就可能領不到紐西蘭養老金？」
這不是候選人事先準備好的題目，而是《紐西蘭看中國》在活動前透過不同渠道，向奧克蘭各區華語居民徵集的真實問題。
10月31日，距離11月7日的2026年紐西蘭大選投票日只剩一週。行動黨（ACT）的屈楊（Yang Qu）、紐西蘭優先黨（NZ First）的Elliot Ikilei，以及機遇黨（Opportunity）的章宇涵（Johan Chang）與黃克文（Kevin Huang），在奧克蘭與華語社區面對面交流。
退休金、移民與人才外流、每週370紐元的公民收入（Citizen’s Income）、油價與超市、福利、醫療、外國干預……問題大多直接落到一份退休計畫、一個家庭的帳本、一份工作和下一代的未來。
四位代表先介紹自己與政黨；之後，主持人向各黨提出事先向華語社區徵集的代表性問題，其他政黨可就同一議題補充；再進入跨黨派問答，由各代表回答同一道問題。考慮到Elliot當天需要提前離場，部分共同話題相應提前安排。
活動後段，工作人員把寫字板傳到觀眾席，民眾可把問題寫下來。因時間有限，現場只選取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問題；其餘問題，主辦方計畫在會後再向相關政黨辦公室尋求回覆。
【編者註：本文依現場中英文發言及會後重建逐字稿整理。部分錄音內容不清；涉及可查核的政策、法律與數據之處，另參考官方及公開資料補充背景。各項政治觀點均屬發言者本人。】
先從「我是誰」開始
屈楊（ACT，Mt Roskill選區候選人）6歲隨父母來到紐西蘭，之後赴美完成高中與大學，再回到紐西蘭定居，如今經營一家建築公司。
他的政治語言帶著企業經營者的視角：政府應少一些阻礙，讓個人和企業有更多空間把事情做好。這也是他認同ACT「small government, big society（小政府、大社會）」理念的原因。
Elliot（NZ First，Takanini選區候選人）的開場風格截然不同。
他形容NZ First「不吃胡鬧那一套，我們走common sense（常識）路線」。談到家庭、教育、經濟和治安時，他明確反對在校園中加入過多與LGBTQ及種族議題相關的內容，希望孩子更多回到英文、數學、科技等核心學科。
經濟方面，他主張更積極開發地下資源、出口海外；至於外國干預，他強調NZ First「昨天、今天、明天」都會堅持捍衛紐西蘭自主。
章宇涵（Opportunity，Auckland Central選區候選人）的自我介紹則帶著個人文化印記。
父母1995年從臺灣移民，他自稱「1.5代」，已在紐西蘭生活超過30年。他從小喜歡武俠，引用「俠之大者，為國為民」，又談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黃克文（Opportunity，Pakuranga選區候選人）是在紐西蘭出生長大的華裔，也是一名藥劑師。
他用一句「一代人要做一代人的事」概括自己的從政理由。他關注退休儲備、經濟、住房和年輕人機會，也認為紐西蘭長期過度依賴房地產，忽略了生產性投資。
他的願景很生活化：菜能便宜一點，年輕人有工作、有機會，不靠父母也有可能買得起房子。
「我繳了15年稅，為什麼退休金可能沒有我的份？」
第一個針對特定政黨的問題，直接拋給NZ First。
一名華語居民表示，自己已在紐西蘭居住15年，一直工作並繳稅，也即將退休。如果NZ First推動2029年起只有公民才能領取養老金，像他這樣的長期永久居民會怎麼辦？有沒有過渡安排？
Elliot沒有迴避，但先從他認為的「問題源頭」講起。
「制定政策，要先看問題在哪裡，不然政策有什麼用？」
他提到，1990年代至2000年代，曾有人取得紐西蘭身分後不久就前往澳洲、加拿大或英國，把紐西蘭當作跳板；在他看來，這削弱了紐西蘭公民身分本身的價值。
「你去中國，想投票得是公民；去法國，得是法國公民；去美國，得是美國公民。這是法律，不奇怪，這很正常。」
至於已經接近退休的人，他的回答也很直接：「到2029年還有三年——三年足夠申請成為公民。我們不在乎你從哪裡來，但如果你想留在紐西蘭，就成為一個紐西蘭公民。」
NZ First目前確實提出，自2029年起把養老金資格限制為紐西蘭公民，並設三年寬限期。不過，這仍是競選政策，而非現行法律。
對提問者而言，問題也很現實：工作十多年、繳了多年稅之後，自己的退休生活究竟如何安排？
紐西蘭到底缺人，還是缺一個讓年輕人留下來的理由？
接下來的移民問題交給ACT。
一方面，紐西蘭需要醫生、工程師和技工等海外人才；另一方面，也有人擔心移民太快，增加住房、醫療和就業市場壓力。與此同時，紐西蘭還在從海外招人，自己的年輕人卻不斷前往澳洲。
屈楊用一句話概括ACT的想法：「我們要吸引紐西蘭需要的人，而不是需要紐西蘭的人。」
他引用自己查到的數字：紐西蘭每年接收約1,500名難民，投資移民相對較少。他認為，政府應更積極吸引能帶來資本、技能和經濟活動的人。
但很快，他把重點轉到「為什麼自己人要走」。
「我最不想聽到員工跟我說：『老闆，我要辭職了，我要去澳洲啦。』」
作為建築公司老闆，他提到，培訓一個人需要時間，企業當然希望員工留下，一起把公司做大。
他以RMA（Resource Management Act，《資源管理法》）及resource consent（資源許可）改革為例，表示ACT已參與推動重整原有規劃制度；按照新制度的估算，目前需要申請resource consent的情況中，約46%日後可能不再需要申請。
他也談到ACT的「小政府、大社會」，包括把43個政府部門整合為19個、把28位部長減至18位。
「做生意的人都知道MBIE（商業、創新與就業部），它其實要對很多部長負責，到底聽誰的？」
在他的邏輯裡，政府少一點層級、少一點等待，企業才更容易投資、擴張和提高薪水。
一組「1,500對500」的數字，讓分歧浮上檯面
也就在這裡，現場出現了一次直接交鋒。
章宇涵對屈楊把難民與投資移民放在同一組數字裡比較提出異議。
「我不認為我們該把難民和外國投資人放在一起比較。前者是出於人道考量被接收進來的，和外國投資人來這裡完全是兩回事。」
屈楊反問：「你說說看，為什麼不行？我的重點是，我們需要更多外國投資人。你要一字不差地引述我。我哪裡說過難民什麼了？」
章宇涵回應：「請聚焦在投資人上……我感覺這是對難民的攻擊，這是完全不同類別的人。」
屈楊再次強調：「我沒有攻擊難民……對！就是不同類別。我是說，跟難民相比，我們的外國投資人比例很小。」
黃克文隨後把話題拉回資源配置。
他提到，自己這一代的同學中，有醫生、藥劑師、護士、老師和警察選擇去澳洲，理由其實很簡單：「他們看不見紐西蘭的未來。」但他不認為答案是把移民當成「替罪羊」。
Opportunity主張先做人口規劃：知道未來需要多少人口、醫生、護士和其他專業人才，再據此規劃住房、醫療、教育及基礎建設。
這時Elliot用不太流利的中文笑著插了一句：「我喜歡拉架。」現場笑了。
隨後他轉回英文，認為紐西蘭人去澳洲，其中一個原因是澳洲把礦產、天然氣等資源開採出來，形成一整條高薪產業鏈。
NZ First的答案因此不同：開採煤、銅等本土資源、降低對進口資源的依賴，同時把年營業額低於3,000萬紐元公司的企業所得稅率從28%降至20%。
每週370紐元，一個有兩個孩子的家庭到底會不會更好？
輪到Opportunity時，問題換成了一本家庭帳。
假設夫妻兩人都有工作、有兩個年幼孩子，目前領取Working for Families（在職家庭補助）等支援，還要支付房貸和課後托育費用。
如果Opportunity推行每名成年人每週最高370紐元的Citizen’s Income（公民收入），這個家庭最後到底會多拿，還是少拿？而該黨同時提出大型長期基礎建設，錢從哪裡來？
黃克文沒有直接算出這個四口之家最後會多多少。
他先談現行福利制度中的矛盾，舉了一名保全的例子：每週只工作兩天，因為如果多工作，福利就會迅速下降，「每多賺一塊錢，有很大部分會被拿走」。
在黃克文看來，這類福利遞減機制可能降低增加工作時數的誘因。
章宇涵則把討論拉到資產與稅制。他認為，過去數十年大量紐西蘭資本流入房地產，沒有充分進入科技、新創和小企業等領域。
Opportunity的方案是徵收Land Value Tax（土地價值稅）、降低所得稅，並以每週最高370紐元的公民收入取代大部分既有福利。
該黨方案中，都市土地按土地價值每年徵1.75%，鄉村土地為0.5%；父母、退休人士和有額外需要者仍保留補充支持。
不過，對現場那個「雙薪、兩個孩子」的家庭，黃克文當天沒有直接算出最後究竟會多拿還是少拿。這也正是提問者最想知道的答案。
三黨都說要「競爭」，但藥方不一樣
接下來進入跨黨派提問，每位代表面對同一道問題。
第一題是油價、電費、食品和超市價格。
三黨的回答都提到「競爭」，但方法不同。
屈楊主張降低能源相關稅費、開發紐西蘭自己的天然資源、恢復國內煉油能力，同時讓更多發電業者進場。
「我們自己不煉油，從別的地方進，不是更貴嗎？」
他認為，紐西蘭本身有較嚴格的環境與監管制度，把生產轉移到監管較鬆的國家，不一定真的對全球環境更好。
談到超市，他主張減少繁文縟節，讓更多業者進入市場，並以Costco為例，稱相關建設能快速推進，是因為政府的Fast-track process（快速審批程序）。
Elliot笑稱，自己同意屈楊很多觀點，「這就是我們在聯合政府裡的好處」。
除了增加Commerce Commission（商業委員會）的權力、打破超市雙頭壟斷，他還談到澳洲銀行在紐西蘭賺取利潤後將資金匯回澳洲，支持建立更強的本土銀行力量，並提到重新取得BNZ控制權。
黃克文則認為，這可能是三黨最有共識的一個問題。
在他看來，不論超市、能源還是銀行，市場都出現過度集中的現象，新業者進入成本太高。
Opportunity同樣希望增加商業委員會的執法權，但更強調市場審核以及對大型企業市場權力的監督。
簡單來看，ACT更強調拆掉進入市場的障礙；NZ First加入本土產業與經濟自主；Opportunity則更關注市場權力。
醫療：問題不只是「花多少」，還包括「錢去了哪裡」
章宇涵把生活成本問題延伸到醫療。
他主張，紐西蘭應該以十年為期，為基礎建設、教育和醫療制定更有前瞻性的長期規劃，而不是只看一屆政府三年的項目。
他提到近期一份護士工會相關報告，稱過去三年政府在醫療領域增加約30億紐元支出，但「80%的公共醫療人力進入私人醫療」。
章宇涵又提到急診室等待、醫生護士短缺，引用一句英文老話：「人生只有兩件事情是確定的：taxes and death（繳稅和死亡）。」
既然每個人都要交稅，他認為，政府就應該思考怎樣把納稅人的錢真正花在最需要的地方。
外國干預與跨國鎮壓：三黨談主權、立法與國家韌性
另一道跨黨派問題，是外國干預。
有民眾提到NZSIS（紐西蘭安全情報局）近年多次公開警告外國政府干預及transnational repression（跨國鎮壓），包括北京政府相關活動。
問題是：如果有人因政治立場、族裔背景，或與海外政府存在歧見，而在紐西蘭受到威脅，各黨要如何保護？
屈楊首先表明：「紐西蘭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也必須一直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他提到自己曾替一場以外國干預為主題的活動擔任翻譯，因此個人特別支持相關立法。
他談到目前放在國會Members’ Bill ballot（議員法案抽籤箱，俗稱「餅乾盒」）中的Foreign Influence Transparency Bill（《外國影響透明度法案》），支持要求代表海外勢力從事政治影響活動者提高透明度。
他也坦言，這次競選時間有限，ACT沒有另外推出一套專門針對這一問題的競選政策。
Elliot聽完笑著回應：「你剛剛說的，我們都一樣，沒差！」
他提到，NZ First、ACT及國家黨都支持加強反外國干預，並舉黨魁Winston Peters過去多次遭中國大使館等公開批評為例。「他不在乎。」「我很不想這麼說，但為了讓New Zealand must be our own（紐西蘭保持自己的獨立自主），我們願意付出任何代價。」
章宇涵則從自己的臺灣背景出發。
他提到，雖然自己在很多政策上與Peters理念不同，但作為臺灣人，他感謝Peters過去在臺灣主權問題上公開發聲。
說到這裡，他半開玩笑地補了一句：「我又有什麼資格說這個？」
之後，他把問題拉回Opportunity更關注的AI（人工智慧）、能源與經濟韌性。在他看來，不論是美國還是中國，如果紐西蘭在關鍵科技或能源上過度依賴外部力量，都可能削弱自己的選擇空間。
寫字板上的問題：現場觀眾最想問什麼？
完成跨黨派題目後，工作人員把寫字板在觀眾席間傳遞，向現場徵集問題。
有人直接問ACT：如果政府少收稅，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的錢從哪裡來？
屈楊回應，「小政府」並不是減少醫生、護士或警察。ACT想減的是那些「坐在council（地方議會）裡寫文件寫半天、效率還很低的人」。
他隨後引用Taxpayers’ Union（納稅人聯盟）的各黨支出估算，批評Opportunity的370紐元公民收入政策。
「每週多拿300多塊，當然不好。」
在他看來，如果只是增加人手上的錢、供給沒有增加，最後可能推高通貨膨脹。他甚至調侃，土地稅加全民發錢，「很像上個世紀50年代某個國家的政策」。
黃克文立即接招。「很多人誤解了我們的政策，所以他可能覺得我是共產主義，說這是吃大鍋飯。」
他解釋，Opportunity的方案不是單純「印錢發錢」，而是重新設計稅制與福利制度；至於通膨，他承認短期可能會有壓力，但認為更多市場競爭和投資能在長期擴大供給。
章宇涵則把時間軸拉遠。他認為，AI自動化未來可能把大量人從傳統工作崗位中移出。如果今天5%的失業率已經讓社會感到痛苦，那麼未來若升到10%、15%，現在的福利與稅制是否還撐得住？
如果中國經濟出問題，紐西蘭撐得住嗎？
另一名觀眾問：如果紐西蘭經濟過度依賴中國，而中國經濟持續下行，紐西蘭有沒有自保能力？
屈楊的回答是：過度依賴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好。
他再次回到天然資源，主張紐西蘭應自己開發更多可利用的資源；同時，他更傾向借鑑與紐西蘭政治制度、國情相近的國家，例如澳洲。
章宇涵則從另一個生活化的例子切入。
「以前紐西蘭是羊比人多，現在卻落寞了。」
他提到，紐西蘭自己生產大量羊毛，但許多羊毛製品卻從海外進口；他曾在網路上看到一件羊毛衣售價800紐元，「下巴都快驚掉了」。
他認為，如果一個國家只出口原材料，再高價買回加工產品，一旦全球貿易體系出現更大波動，這種依賴就可能成為風險。
福利，是「彈床」還是「吊床」？
還有觀眾問：有些長者到了退休年齡仍然工作，另一邊卻有年輕人在家不學習、不工作，拿著福利玩遊戲。政府該怎麼辦？
屈楊用了ACT常說的一個比喻：「福利是一張trampoline（彈床），不是hammock（吊床）。」
ACT目前主張，領取Jobseeker Support Work Ready（求職者補助——可工作類別）超過四個月的人，部分福利改以電子支付卡管理，限制購買酒精、博彩、菸草及提領現金。
他也引用一組政府支出數字，主張把更多資源從單純支付福利轉向幫助人找到工作。
黃克文沒有沿著「福利是否太寬鬆」這條線回答。
他講了一個自己身邊的人。一名朋友有碩士學位，五年了仍然找不到專業對口的工作。「這個市場不給我們年輕人機會。」
他表示，如果一個人努力讀書、努力工作，最後仍看不到一份好工作、買不起房，也看不到未來，那麼問題就不只是「這個人夠不夠努力」。「我想給的，是讓年輕人看到未來。」
最後一句：你希望大家記住什麼？
活動尾聲，主持人只問了一句：如果大家今天離開後，只能記住你們政黨的一件事，你希望是什麼？
屈楊再次回到ACT的「小政府、大社會」。
「給菸加稅，抽菸的人變少；給酒加稅，喝酒的人變少；那給成功加稅呢？」
他的答案是：讓更多人更容易成功、賺到錢，而不是懲罰成功。
黃克文坦承，Opportunity現在仍是小黨，很多改革即使進入國會，也需要與其他政黨合作，最後版本未必和今天完全一樣。
但他希望最終形成的是一個很容易理解的社會：菜買得起、能源可靠，年輕人有工作、有創業機會，也有可能買得起自己的房子。
章宇涵則把分歧重新拉回一個共同點。「共同理想都是讓這個國家更好，包括屈楊。」「我們的出發點或許不同，路也不一樣，但終點都是讓這個國家更好。」
不只是「該投給誰」
這場活動沒有給出「該投給誰」的答案。
當「NZ Super只給公民」、「每週370紐元」、「開採天然資源」、「福利是彈床」這些競選主張，被放進一份退休計畫、一張電費單、一份工作或一個家庭的帳本裡，各黨要怎麼解釋自己的選擇，又如何回應選民的追問？
對一些平時較少參與紐西蘭政治與公共討論的華語居民來說，這也是一次近距離了解本地民主運作的機會。選民不只是聽政治人物講政策，也可以反過來問：「為什麼？」「錢從哪裡來？」「如果落在我的家庭身上，會發生什麼？」
這種交流也是雙向的。政治人物同樣有機會直接聽到華語居民真正關心的問題——退休保障、生活成本、孩子教育、工作機會、醫療、移民、治安、國家安全，以及下一代是否還願意留在紐西蘭。
而華語社區本身也不是一個立場完全一致的群體。不同年齡、職業、移民經歷和家庭狀況，關注的問題並不相同。
投票日是11月7日，提前投票已經展開。各黨政策仍可能更新，最新立場應以各政黨官方公布為準。
最後怎麼判斷、把票投給誰，仍由每一位選民自己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