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看中国文迪整理报导）“我已经在新西兰住了15年，一直工作、缴税，现在快退休了。为什么只因为不是公民，就可能领不到新西兰养老金？”
这不是候选人事先准备好的题目，而是《新西兰看中国》在活动前透过不同渠道，向奥克兰各区华语居民征集的真实问题。
10月31日，距离11月7日的2026年新西兰大选投票日只剩一周。行动党（ACT）的屈杨（Yang Qu）、新西兰优先党（NZ First）的Elliot Ikilei，以及机遇党（Opportunity）的章宇涵（Johan Chang）与黄克文（Kevin Huang），在奥克兰与华语社区面对面交流。
退休金、移民与人才外流、每周370纽元的公民收入（Citizen’s Income）、油价与超市、福利、医疗、外国干预……问题大多直接落到一份退休计画、一个家庭的帐本、一份工作和下一代的未来。
四位代表先介绍自己与政党；之后，主持人向各党提出事先向华语社区征集的代表性问题，其他政党可就同一议题补充；再进入跨党派问答，由各代表回答同一道问题。考虑到Elliot当天需要提前离场，部分共同话题相应提前安排。
活动后段，工作人员把写字板传到观众席，民众可把问题写下来。因时间有限，现场只选取部分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其余问题，主办方计画在会后再向相关政党办公室寻求回复。
【编者注：本文依现场中英文发言及会后重建逐字稿整理。部分录音内容不清；涉及可查核的政策、法律与数据之处，另参考官方及公开资料补充背景。各项政治观点均属发言者本人。】
先从“我是谁”开始
屈杨（ACT，Mt Roskill选区候选人）6岁随父母来到新西兰，之后赴美完成高中与大学，再回到新西兰定居，如今经营一家建筑公司。
他的政治语言带着企业经营者的视角：政府应少一些阻碍，让个人和企业有更多空间把事情做好。这也是他认同ACT“small government, big society（小政府、大社会）”理念的原因。
Elliot（NZ First，Takanini选区候选人）的开场风格截然不同。
他形容NZ First“不吃胡闹那一套，我们走common sense（常识）路线”。谈到家庭、教育、经济和治安时，他明确反对在校园中加入过多与LGBTQ及种族议题相关的内容，希望孩子更多回到英文、数学、科技等核心学科。
经济方面，他主张更积极开发地下资源、出口海外；至于外国干预，他强调NZ First“昨天、今天、明天”都会坚持捍卫新西兰自主。
章宇涵（Opportunity，Auckland Central选区候选人）的自我介绍则带着个人文化印记。
父母1995年从台湾移民，他自称“1.5代”，已在新西兰生活超过30年。他从小喜欢武侠，引用“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又谈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黄克文（Opportunity，Pakuranga选区候选人）是在新西兰出生长大的华裔，也是一名药剂师。
他用一句“一代人要做一代人的事”概括自己的从政理由。他关注退休储备、经济、住房和年轻人机会，也认为新西兰长期过度依赖房地产，忽略了生产性投资。
他的愿景很生活化：菜能便宜一点，年轻人有工作、有机会，不靠父母也有可能买得起房子。
“我缴了15年税，为什么退休金可能没有我的份？”
第一个针对特定政党的问题，直接抛给NZ First。
一名华语居民表示，自己已在新西兰居住15年，一直工作并缴税，也即将退休。如果NZ First推动2029年起只有公民才能领取养老金，像他这样的长期永久居民会怎么办？有没有过渡安排？
Elliot没有回避，但先从他认为的“问题源头”讲起。
“制定政策，要先看问题在哪里，不然政策有什么用？”
他提到，1990年代至2000年代，曾有人取得新西兰身分后不久就前往澳洲、加拿大或英国，把新西兰当作跳板；在他看来，这削弱了新西兰公民身分本身的价值。
“你去中国，想投票得是公民；去法国，得是法国公民；去美国，得是美国公民。这是法律，不奇怪，这很正常。”
至于已经接近退休的人，他的回答也很直接：“到2029年还有三年——三年足够申请成为公民。我们不在乎你从哪里来，但如果你想留在新西兰，就成为一个新西兰公民。”
NZ First目前确实提出，自2029年起把养老金资格限制为新西兰公民，并设三年宽限期。不过，这仍是竞选政策，而非现行法律。
对提问者而言，问题也很现实：工作十多年、缴了多年税之后，自己的退休生活究竟如何安排？
新西兰到底缺人，还是缺一个让年轻人留下来的理由？
接下来的移民问题交给ACT。
一方面，新西兰需要医生、工程师和技工等海外人才；另一方面，也有人担心移民太快，增加住房、医疗和就业市场压力。与此同时，新西兰还在从海外招人，自己的年轻人却不断前往澳洲。
屈杨用一句话概括ACT的想法：“我们要吸引新西兰需要的人，而不是需要新西兰的人。”
他引用自己查到的数字：新西兰每年接收约1,500名难民，投资移民相对较少。他认为，政府应更积极吸引能带来资本、技能和经济活动的人。
但很快，他把重点转到“为什么自己人要走”。
“我最不想听到员工跟我说：‘老板，我要辞职了，我要去澳洲啦。’”
作为建筑公司老板，他提到，培训一个人需要时间，企业当然希望员工留下，一起把公司做大。
他以RMA（Resource Management Act，《资源管理法》）及resource consent（资源许可）改革为例，表示ACT已参与推动重整原有规划制度；按照新制度的估算，目前需要申请resource consent的情况中，约46%日后可能不再需要申请。
他也谈到ACT的“小政府、大社会”，包括把43个政府部门整合为19个、把28位部长减至18位。
“做生意的人都知道MBIE（商业、创新与就业部），它其实要对很多部长负责，到底听谁的？”
在他的逻辑里，政府少一点层级、少一点等待，企业才更容易投资、扩张和提高薪水。
一组“1,500对500”的数字，让分歧浮上台面
也就在这里，现场出现了一次直接交锋。
章宇涵对屈杨把难民与投资移民放在同一组数字里比较提出异议。
“我不认为我们该把难民和外国投资人放在一起比较。前者是出于人道考量被接收进来的，和外国投资人来这里完全是两回事。”
屈杨反问：“你说说看，为什么不行？我的重点是，我们需要更多外国投资人。你要一字不差地引述我。我哪里说过难民什么了？”
章宇涵回应：“请聚焦在投资人上……我感觉这是对难民的攻击，这是完全不同类别的人。”
屈杨再次强调：“我没有攻击难民……对！就是不同类别。我是说，跟难民相比，我们的外国投资人比例很小。”
黄克文随后把话题拉回资源配置。
他提到，自己这一代的同学中，有医生、药剂师、护士、老师和警察选择去澳洲，理由其实很简单：“他们看不见新西兰的未来。”但他不认为答案是把移民当成“替罪羊”。
Opportunity主张先做人口规划：知道未来需要多少人口、医生、护士和其他专业人才，再据此规划住房、医疗、教育及基础建设。
这时Elliot用不太流利的中文笑着插了一句：“我喜欢拉架。”现场笑了。
随后他转回英文，认为新西兰人去澳洲，其中一个原因是澳洲把矿产、天然气等资源开采出来，形成一整条高薪产业链。
NZ First的答案因此不同：开采煤、铜等本土资源、降低对进口资源的依赖，同时把年营业额低于3,000万纽元公司的企业所得税率从28%降至20%。
每周370纽元，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到底会不会更好？
轮到Opportunity时，问题换成了一本家庭帐。
假设夫妻两人都有工作、有两个年幼孩子，目前领取Working for Families（在职家庭补助）等支援，还要支付房贷和课后托育费用。
如果Opportunity推行每名成年人每周最高370纽元的Citizen’s Income（公民收入），这个家庭最后到底会多拿，还是少拿？而该党同时提出大型长期基础建设，钱从哪里来？
黄克文没有直接算出这个四口之家最后会多多少。
他先谈现行福利制度中的矛盾，举了一名保全的例子：每周只工作两天，因为如果多工作，福利就会迅速下降，“每多赚一块钱，有很大部分会被拿走”。
在黄克文看来，这类福利递减机制可能降低增加工作时数的诱因。
章宇涵则把讨论拉到资产与税制。他认为，过去数十年大量新西兰资本流入房地产，没有充分进入科技、新创和小企业等领域。
Opportunity的方案是征收Land Value Tax（土地价值税）、降低所得税，并以每周最高370纽元的公民收入取代大部分既有福利。
该党方案中，都市土地按土地价值每年征1.75%，乡村土地为0.5%；父母、退休人士和有额外需要者仍保留补充支持。
不过，对现场那个“双薪、两个孩子”的家庭，黄克文当天没有直接算出最后究竟会多拿还是少拿。这也正是提问者最想知道的答案。
三党都说要“竞争”，但药方不一样
接下来进入跨党派提问，每位代表面对同一道问题。
第一题是油价、电费、食品和超市价格。
三党的回答都提到“竞争”，但方法不同。
屈杨主张降低能源相关税费、开发新西兰自己的天然资源、恢复国内炼油能力，同时让更多发电业者进场。
“我们自己不炼油，从别的地方进，不是更贵吗？”
他认为，新西兰本身有较严格的环境与监管制度，把生产转移到监管较松的国家，不一定真的对全球环境更好。
谈到超市，他主张减少繁文缛节，让更多业者进入市场，并以Costco为例，称相关建设能快速推进，是因为政府的Fast-track process（快速审批程序）。
Elliot笑称，自己同意屈杨很多观点，“这就是我们在联合政府里的好处”。
除了增加Commerce Commission（商业委员会）的权力、打破超市双头垄断，他还谈到澳洲银行在新西兰赚取利润后将资金汇回澳洲，支持建立更强的本土银行力量，并提到重新取得BNZ控制权。
黄克文则认为，这可能是三党最有共识的一个问题。
在他看来，不论超市、能源还是银行，市场都出现过度集中的现象，新业者进入成本太高。
Opportunity同样希望增加商业委员会的执法权，但更强调市场审核以及对大型企业市场权力的监督。
简单来看，ACT更强调拆掉进入市场的障碍；NZ First加入本土产业与经济自主；Opportunity则更关注市场权力。
医疗：问题不只是“花多少”，还包括“钱去了哪里”
章宇涵把生活成本问题延伸到医疗。
他主张，新西兰应该以十年为期，为基础建设、教育和医疗制定更有前瞻性的长期规划，而不是只看一届政府三年的项目。
他提到近期一份护士工会相关报告，称过去三年政府在医疗领域增加约30亿纽元支出，但“80%的公共医疗人力进入私人医疗”。
章宇涵又提到急诊室等待、医生护士短缺，引用一句英文老话：“人生只有两件事情是确定的：taxes and death（缴税和死亡）。”
既然每个人都要交税，他认为，政府就应该思考怎样把纳税人的钱真正花在最需要的地方。
外国干预与跨国镇压：三党谈主权、立法与国家韧性
另一道跨党派问题，是外国干预。
有民众提到NZSIS（新西兰安全情报局）近年多次公开警告外国政府干预及transnational repression（跨国镇压），包括北京政府相关活动。
问题是：如果有人因政治立场、族裔背景，或与海外政府存在歧见，而在新西兰受到威胁，各党要如何保护？
屈杨首先表明：“新西兰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也必须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他提到自己曾替一场以外国干预为主题的活动担任翻译，因此个人特别支持相关立法。
他谈到目前放在国会Members’ Bill ballot（议员法案抽签箱，俗称“饼干盒”）中的Foreign Influence Transparency Bill（《外国影响透明度法案》），支持要求代表海外势力从事政治影响活动者提高透明度。
他也坦言，这次竞选时间有限，ACT没有另外推出一套专门针对这一问题的竞选政策。
Elliot听完笑着回应：“你刚刚说的，我们都一样，没差！”
他提到，NZ First、ACT及国家党都支持加强反外国干预，并举党魁Winston Peters过去多次遭中国大使馆等公开批评为例。“他不在乎。”“我很不想这么说，但为了让New Zealand must be our own（新西兰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我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章宇涵则从自己的台湾背景出发。
他提到，虽然自己在很多政策上与Peters理念不同，但作为台湾人，他感谢Peters过去在台湾主权问题上公开发声。
说到这里，他半开玩笑地补了一句：“我又有什么资格说这个？”
之后，他把问题拉回Opportunity更关注的AI（人工智能）、能源与经济韧性。在他看来，不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如果新西兰在关键科技或能源上过度依赖外部力量，都可能削弱自己的选择空间。
写字板上的问题：现场观众最想问什么？
完成跨党派题目后，工作人员把写字板在观众席间传递，向现场征集问题。
有人直接问ACT：如果政府少收税，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钱从哪里来？
屈杨回应，“小政府”并不是减少医生、护士或警察。ACT想减的是那些“坐在council（地方议会）里写文件写半天、效率还很低的人”。
他随后引用Taxpayers’ Union（纳税人联盟）的各党支出估算，批评Opportunity的370纽元公民收入政策。
“每周多拿300多块，当然不好。”
在他看来，如果只是增加人手上的钱、供给没有增加，最后可能推高通货膨胀。他甚至调侃，土地税加全民发钱，“很像上个世纪50年代某个国家的政策”。
黄克文立即接招。“很多人误解了我们的政策，所以他可能觉得我是共产主义，说这是吃大锅饭。”
他解释，Opportunity的方案不是单纯“印钱发钱”，而是重新设计税制与福利制度；至于通膨，他承认短期可能会有压力，但认为更多市场竞争和投资能在长期扩大供给。
章宇涵则把时间轴拉远。他认为，AI自动化未来可能把大量人从传统工作岗位中移出。如果今天5%的失业率已经让社会感到痛苦，那么未来若升到10%、15%，现在的福利与税制是否还撑得住？
如果中国经济出问题，新西兰撑得住吗？
另一名观众问：如果新西兰经济过度依赖中国，而中国经济持续下行，新西兰有没有自保能力？
屈杨的回答是：过度依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好。
他再次回到天然资源，主张新西兰应自己开发更多可利用的资源；同时，他更倾向借鉴与新西兰政治制度、国情相近的国家，例如澳洲。
章宇涵则从另一个生活化的例子切入。
“以前新西兰是羊比人多，现在却落寞了。”
他提到，新西兰自己生产大量羊毛，但许多羊毛制品却从海外进口；他曾在网络上看到一件羊毛衣售价800纽元，“下巴都快惊掉了”。
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只出口原材料，再高价买回加工产品，一旦全球贸易体系出现更大波动，这种依赖就可能成为风险。
福利，是“弹床”还是“吊床”？
还有观众问：有些长者到了退休年龄仍然工作，另一边却有年轻人在家不学习、不工作，拿着福利玩游戏。政府该怎么办？
屈杨用了ACT常说的一个比喻：“福利是一张trampoline（弹床），不是hammock（吊床）。”
ACT目前主张，领取Jobseeker Support Work Ready（求职者补助——可工作类别）超过四个月的人，部分福利改以电子支付卡管理，限制购买酒精、博彩、菸草及提领现金。
他也引用一组政府支出数字，主张把更多资源从单纯支付福利转向帮助人找到工作。
黄克文没有沿着“福利是否太宽松”这条线回答。
他讲了一个自己身边的人。一名朋友有硕士学位，五年了仍然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这个市场不给我们年轻人机会。”
他表示，如果一个人努力读书、努力工作，最后仍看不到一份好工作、买不起房，也看不到未来，那么问题就不只是“这个人够不够努力”。“我想给的，是让年轻人看到未来。”
最后一句：你希望大家记住什么？
活动尾声，主持人只问了一句：如果大家今天离开后，只能记住你们政党的一件事，你希望是什么？
屈杨再次回到ACT的“小政府、大社会”。
“给菸加税，抽菸的人变少；给酒加税，喝酒的人变少；那给成功加税呢？”
他的答案是：让更多人更容易成功、赚到钱，而不是惩罚成功。
黄克文坦承，Opportunity现在仍是小党，很多改革即使进入国会，也需要与其他政党合作，最后版本未必和今天完全一样。
但他希望最终形成的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社会：菜买得起、能源可靠，年轻人有工作、有创业机会，也有可能买得起自己的房子。
章宇涵则把分歧重新拉回一个共同点。“共同理想都是让这个国家更好，包括屈杨。”“我们的出发点或许不同，路也不一样，但终点都是让这个国家更好。”
不只是“该投给谁”
这场活动没有给出“该投给谁”的答案。
当“NZ Super只给公民”、“每周370纽元”、“开采天然资源”、“福利是弹床”这些竞选主张，被放进一份退休计画、一张电费单、一份工作或一个家庭的帐本里，各党要怎么解释自己的选择，又如何回应选民的追问？
对一些平时较少参与新西兰政治与公共讨论的华语居民来说，这也是一次近距离了解本地民主运作的机会。选民不只是听政治人物讲政策，也可以反过来问：“为什么？”“钱从哪里来？”“如果落在我的家庭身上，会发生什么？”
这种交流也是双向的。政治人物同样有机会直接听到华语居民真正关心的问题——退休保障、生活成本、孩子教育、工作机会、医疗、移民、治安、国家安全，以及下一代是否还愿意留在新西兰。
而华语社区本身也不是一个立场完全一致的群体。不同年龄、职业、移民经历和家庭状况，关注的问题并不相同。
投票日是11月7日，提前投票已经展开。各党政策仍可能更新，最新立场应以各政党官方公布为准。
最后怎么判断、把票投给谁，仍由每一位选民自己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