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彼德吉）一说起清朝，人们会想到“文字狱”是多么的残酷；“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也成了其特有的标签。而受固定观念的影响，在大多数中国人脑子里，晚清治下的中国，则更是腐败，愚昧和落后。其实不全然。
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出人意料”。慈禧时代的晚清在“在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冲撞下变得风雨飘摇，然而中国近代化的言论自由也产生于此时。可以说，那时中国的言论和新闻自由程度远超中共治下的中国。
1. 不理朝廷“主旋律”的自媒体
中国人自办的，最早的一份近代化报刊《昭文新报》在1873年8月8日（清同治十二年）于汉口创刊，主办人是艾小梅。其意义之非凡，无论是当时学者还是后世的知识分子都对其评论尤佳。中国现代著名新闻学家戈公振说：“我国人自办之日报，开其先路者，实为《昭文新报》。” 晚清思想家王韬认为：“我国民报之产生，当以同治十二年在汉口出版之《昭文新报》为最早。”
虽然创办于北京的《京报》从明朝起就扮演者民间自媒体的角色，但在公共舆论中，《京报》一直被认为是朝廷《邸报》的翻印板，类似于现如今国内的各大网络传媒公司和所谓的“自媒体”，他们只有为朝廷.唱赞歌和传播“正能量”的自由。
而《昭文新报》却不传播主旋律，不登载中央文件和干部讲话，而是刊登些轶闻趣事诗词小品之类的文章。在中国新闻史上，艾小梅可以说是第一位自媒体人了。尽管《昭文新报》因销路不畅办了不到一年就停刊了。但它的历史意义还是非同寻常的。
2. 民间办报的两次高峰
中国民间大量办报是在戊戌变法时期，那时候中国迎来了第一次办报高峰期，一共办了大约100多份报纸，其中有70多家是改良派的报纸。
戊戌变法失败后，一些报纸被查封，但没过几年，进入20世纪，中国又掀起了一个民间办报的高峰，据统计，从1901年到1908年，全国各地创办的各类报刊达302种。1906年，仅上海就有66家报刊，出版刊物达239种。大名鼎鼎的《中兴通讯社》，这个中国人创办最早的民营通讯社，就是成立于这波热潮中。
客观的讲，那时候晚清政府对民间办报纸没有限制，政府更没有对媒体进行全面的控制和管理。
与此同时，少数民族地区也可以自由办报，西藏文和蒙古文的第一份报纸也都是在慈禧时期诞生的。蒙古文的第一份报纸是《婴报》，1905年在昭乌达盟创办。藏汉两种文字的第一份报纸是《西藏白话报》，1907在拉萨创办。新疆的第一家报纸《伊犁白话报》是1910年慈禧死后出版的，用维蒙满汉4种文字出版。
3. 骂慈禧，曝贪官，反皇权
中共编写的教科书告诉我们，中国近代史上有很多有识之士，如严覆梁启超等引进西方学说致力于改变中国云云。可是中共却故意不想让我们知道的是：恰恰是慈禧时期的中国有了相当程度的的言论自由环境，严覆梁启超等人的思想才得以传播。
虽然那时的中国不可能实行民主制度下的言论和新闻自由，但那时候的清政府也没有去控制媒体，强迫全国媒体统一发出一个声音，重要新闻统一用皇家通讯社的通稿，或者只报导正面消息不准报导负面消息;更没有要求媒体必须去赞颂朝庭，去高歌君主专制有理的主旋律。至于举国上下媒体每天都祝愿太后“万寿无疆”，高喊太后“万岁万岁万万岁”，那更是慈禧太后绝对不敢奢望的。
1904年11月，在慈禧70大寿期间，有个叫林白水的记者写了一幅对联刊登在《警钟日报》上，公开讥讽慈禧太后穷奢极欲丧权辱国，随后全国报纸争相转载：
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海，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
很难想象，在报纸上对当朝最高掌权者如此大胆地讥讽竟然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的清朝，然而慈禧却对这些自媒体人毫无办法。这样的事情，即使对于现在的中国人来讲恐怕也是奢望。
长沙的《湘学报》和《湘报》则更为“辛辣”，公然大胆抨击君主专制，鼓吹民权思想，提倡民权平等。它们还大量报导负面新闻，反映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
翻译《天演论》的严覆更是个说话大胆的人，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明确指出国家真正的主人不是皇帝而是人民。统治者害怕国家的真正的主人，必然使之弱而愚，使人民无所知觉，以便自己得以长期窃国。
虽然现在的《大公报》已经成为中共政府在香港的喉舌了，而早年的《大公报》是以敢骂敢言而著称于世的。1902在天津创办的《大公报》敢于揭露问题，抨击政府，揭发贪官污吏，敢于替穷苦大众说话，甚至敢点名批评清朝官员。
皇城根下的北京也有仗义执言的报纸，即《京话日报》。这家报纸1904创刊，它敢于公开揭露王公贵族暴行和官僚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的丑闻。敢于揭露黑暗，反映下层人民的疾苦，仗义执言为民请命。例如，那王府的王爷指使管家活埋了侍妾，就被《京话日报》曝光;宛平县令受贿，也被《京话日报》公之于众。对于这样一家在皇宫眼皮子底下为大清盛世抹黑的报纸，慈禧太后不仅不禁止，还传旨要送来报纸给她和光绪皇帝看。这样一份报纸居然办了2年后才被封，当时清政府封报的借口是报纸的主编结交改良派人士，罪名是：妄议朝政，容留匪人。创办人彭翼仲被捕，判流配新疆。
4. 自主办报，派别林立
慈禧时期民间自主办报，派别林立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主要有保守派，改良派，革命派。其中改良派是主体。无论哪一派，都不会按朝廷旨意和指示办报，而是各抒己见，针砭时弊。
上文提到的《京话日报》就属于保守派，虽然其敢于接露社会种种丑陋现象，但认为慈禧圣明，反对改良，批评革命党“瞎闹”。而与之对应的则有改良派的《时务报》，梁启超曾任主笔，其重要文章《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均发表于该报，其中不乏批评保守派，积极主张变法强国之语。他在《变法通议》中写道：“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之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这是一段警告以慈禧为首的朝廷必须变法的话：国家必须变法，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与其被别人强迫变，不如自己变。自己变可以操纵局势，别人变就由不得你了。只有主动变法，才能挽救国家危亡。至于如何改变，根本在于要变教育，关键在于要改变干部制度。
此外，这家报纸系统全面地宣传变法维新的主张和要求。公开谴责政府压制民权，主张报纸的作用就是要监督政府。梁启超认为，报纸有两大天职，即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