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本黑帮头目亲见中共活摘器官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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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学员在香港街头模拟中共活摘器官（图片来源：Wrightbus/维基百科/CC BY-SA 3.0）
菅原潮曾是日本黑社会山口组下属团体的一个组长，2015年他金盆洗手，现在是一名经济评论家，有十几本经济方面的著作。他也是一名网络名人，常常发表批评中共的言论，他在推特拥有22万粉丝。15年前，他意外地在中国知道了活摘人体器官的内幕。
2007年，菅原的朋友的哥哥肝病恶化，被宣告余命不长，除非接受器官移植。朋友通过中介很快在中国找到了供体，并准备接受手术。可是在手术前，医院准备的一种叫白蛋白的血液制品被发现是假货，不能用于手术。朋友请菅原在日本采购白蛋白并将其送到北京。因此，菅原得以了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

菅原表示，2007年，我朋友的哥哥肝病恶化，并被告知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接受肝脏移植。当时肝脏移植，也只有在美国、法国或中国才能进行。而在美国和法国，等待时间长，费用也高，而且有严格的法律限制，所以他选择到中国接受手术。
因为北京武警总医院接受来自日本的患者，也有沙特阿拉伯和德国的富人来接受手术。医院说很快可以找到供体，费用为3,000万日元。
当时他先去中国做了检查，然后回日本等待。2007年8月，也就是检查完一个月后，中国方面就找到了一个匹配的供体。由于手术需要白蛋白，即浓缩的人血。但在手术前发现，医院的白蛋白是假货，没法手术。所以让我在日本买，并送到北京。
我设法在日本找到了白蛋白，但由于它属于药品，进出口需要有许可证。在日本方面，我想办法带出了海关。我按照中国那边仲介方的指示，从大连入境，然后搭乘他们指定的航班去了北京。在北京，我遇到了麻烦。当时有武警高官来接我，但机场人员在托运的行李里发现了药品，说没有许可不可带出去，我被扣留了。
机场警察、公安警察和武警都不属于同一系统的，所以他们互不相让，争吵了几个小时。最后还是通过政治人物的作用，他们终于让我离开了机场。
在机场，我们使用的是特别出口，是只为高官准备的通道和祕密地下隧道，我没有看到其它车辆。当时除了来接我的高官，还有4个持枪的武警。从机场去北京，是武警的车为我们开道。
我不知道这位高官是什么级别，但能感觉他有一定的权力。他来机场接我的时候，专车直接开到飞机下面，然后海关官员再到飞机下为我盖章，之后专车从写着「贵宾口」的地方开出去。
来接我的车是两辆黑色凌志，车前面插著旗，走的都是专用通道和祕密通道。我当时和高官交换了名片，但因为时间太久了，现在已经没有名片了。
到北京之后，我把药品交给医院，并在手术的前一天去看望了朋友的哥哥。
在那里，一位负责接待的医生告诉我说，供体就在隔壁，你要不要看一看？他拉开布帘，我看到供体躺在床上，是一位21岁的年轻男子。因为打了麻药，他看上去没有意识，但他还是活着的。
我看到他躺在那里，手脚都缠着绷带，他在前一天被切断了双手和双脚的肌腱。医生告诉我是为了防止他逃跑，还有就是人在害怕的时候，身体会蜷缩，影响器官的质量，所以他们给他做了肌腱切断手术。
由于这位医生去日本留过学，会说日语。他告诉我，供体是一个坏人，被判处死刑的罪犯，他反正最终会死的，就让他在死前再做点贡献。而且他说：「他很年轻，肝脏非常健康。」
我就问他，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他说「是恐怖组织的成员」。我继续追问他到底干了什么，他回答说他是「法轮功」。
最终，手术失败，病人在手术中死了，而那位年轻人被器官摘除后，也死了。
这件事真是很残忍，现在谈起来，都觉得很残忍。花了3000万，并搭上两条人命，对谁都不是好事。
但是中国人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们觉得是在做正确的事情。都被洗脑了。中国的医生都这么想，他们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认为是在处理死刑犯，都被洗脑了，他们都那么想。但这的确是很残酷的事情。
责任编辑:简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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