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羅斯福總統對日本的厭惡和警覺,沒有「儀態萬方」的宋美齡「女王般的一擊」和那道甜蜜而不可抗拒的「命令」,沒有親眼目睹日本對上海、南京、重慶、昆明以及整個中國的空中屠殺,沒有對空中打擊的天才構思和宗教般的信念,尤其如果沒有中國元首和人民的「堅定精神、信心、忍耐和英勇」,以「考察農業」為由、只有三個月簽證的美國退役上尉克萊爾・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不可能一口氣在中國待上八年,不可能有那一樁樁至今還在激動中美兩國的傳奇故事,直到永遠。
打破三百年的偏見和歧視,自願為中國效勞,乃是一種從未有過的西方男子漢氣概,一次道德立場的劃時代轉換。劍橋生物化學家約瑟夫・尼達姆(Joseph Needham)偶然受到一名中國年輕女博士的鼓舞,便如保羅前往大馬士革途中改信耶穌基督一樣,「皈依」了中國文明,終身致力於恢復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的高尚事業。這名信奉「科學和真理沒有國界」的英國科學家對中國古代文明的研究之廣,痴迷之深,成就之高,影響之巨,超過了所有中國學者。因為崇尚道家始祖,這名與中國素昧平生的倫敦中產階級人士乾脆改姓換名,「李約瑟」這個名字從此永遠與中國融為一體。與李約瑟一樣,純屬偶然,約翰・金・費爾班克(John King Farirbank)「一旦接觸到中國二字,便立刻為之著迷」,儘管不知道「它會把我引向何方,但這是一樁事業,一樁使人心醉神迷的事業」,從1945年執教哈佛到1992去世近半個世紀中,他開拓了美國的漢學研究,成為世界範圍內的中國研究泰斗,並且也為自己取了一個中國名字「費正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