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彼德吉）一說起清朝，人們會想到“文字獄”是多麽的殘酷；“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也成了其特有的標簽。而受固定觀念的影響，在大多數中國人腦子里，晚清治下的中國，則更是腐敗，愚昧和落後。其實不全然。
歷史的魅力就在於它的“出人意料”。慈禧時代的晚清在“在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沖撞下變得風雨飄搖，然而中國近代化的言論自由也產生於此時。可以說，那時中國的言論和新聞自由程度遠超中共治下的中國。
1. 不理朝廷“主旋律”的自媒體
中國人自辦的，最早的一份近代化報刊《昭文新報》在1873年8月8日（清同治十二年）於漢口創刊，主辦人是艾小梅。其意義之非凡，無論是當時學者還是後世的知識分子都對其評論尤佳。中國現代著名新聞學家戈公振說：“我國人自辦之日報，開其先路者，實為《昭文新報》。” 晚清思想家王韜認為：“我國民報之產生，當以同治十二年在漢口出版之《昭文新報》為最早。”
雖然創辦於北京的《京報》從明朝起就扮演者民間自媒體的角色，但在公共輿論中，《京報》一直被認為是朝廷《邸報》的翻印板，類似於現如今國內的各大網絡傳媒公司和所謂的“自媒體”，他們只有為朝廷.唱讚歌和傳播“正能量”的自由。
而《昭文新報》卻不傳播主旋律，不登載中央文件和幹部講話，而是刊登些軼聞趣事詩詞小品之類的文章。在中國新聞史上，艾小梅可以說是第一位自媒體人了。盡管《昭文新報》因銷路不暢辦了不到一年就停刊了。但它的歷史意義還是非同尋常的。
2. 民間辦報的兩次高峰
中國民間大量辦報是在戊戌變法時期，那時候中國迎來了第一次辦報高峰期，一共辦了大約100多份報紙，其中有70多家是改良派的報紙。
戊戌變法失敗後，一些報紙被查封，但沒過幾年，進入20世紀，中國又掀起了一個民間辦報的高峰，據統計，從1901年到1908年，全國各地創辦的各類報刊達302種。1906年，僅上海就有66家報刊，出版刊物達239種。大名鼎鼎的《中興通訊社》，這個中國人創辦最早的民營通訊社，就是成立於這波熱潮中。
客觀的講，那時候晚清政府對民間辦報紙沒有限制，政府更沒有對媒體進行全面的控制和管理。
與此同時，少數民族地區也可以自由辦報，西藏文和蒙古文的第一份報紙也都是在慈禧時期誕生的。蒙古文的第一份報紙是《嬰報》，1905年在昭烏達盟創辦。藏漢兩種文字的第一份報紙是《西藏白話報》，1907在拉薩創辦。新疆的第一家報紙《伊犁白話報》是1910年慈禧死後出版的，用維蒙滿漢4種文字出版。
3. 罵慈禧，曝貪官，反皇權
中共編寫的教科書告訴我們，中國近代史上有很多有識之士，如嚴覆梁啟超等引進西方學說致力於改變中國雲雲。可是中共卻故意不想讓我們知道的是：恰恰是慈禧時期的中國有了相當程度的的言論自由環境，嚴覆梁啟超等人的思想才得以傳播。
雖然那時的中國不可能實行民主制度下的言論和新聞自由，但那時候的清政府也沒有去控制媒體，強迫全國媒體統一發出一個聲音，重要新聞統一用皇家通訊社的通稿，或者只報導正面消息不準報導負面消息;更沒有要求媒體必須去讚頌朝庭，去高歌君主專制有理的主旋律。至於舉國上下媒體每天都祝願太後“萬壽無疆”，高喊太後“萬歲萬歲萬萬歲”，那更是慈禧太後絕對不敢奢望的。
1904年11月，在慈禧70大壽期間，有個叫林白水的記者寫了一幅對聯刊登在《警鐘日報》上，公開譏諷慈禧太後窮奢極欲喪權辱國，隨後全國報紙爭相轉載：
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頤和，何日再幸圓明園，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海，七十又失東三省!五萬里版圖彌蹙，每逢萬壽必無疆!
很難想象，在報紙上對當朝最高掌權者如此大膽地譏諷竟然發生在一百多年前的清朝，然而慈禧卻對這些自媒體人毫無辦法。這樣的事情，即使對於現在的中國人來講恐怕也是奢望。
長沙的《湘學報》和《湘報》則更為“辛辣”，公然大膽抨擊君主專制，鼓吹民權思想，提倡民權平等。它們還大量報導負面新聞，反映動蕩不安、民不聊生的社會現狀。
翻譯《天演論》的嚴覆更是個說話大膽的人，他在報紙上發表文章，明確指出國家真正的主人不是皇帝而是人民。統治者害怕國家的真正的主人，必然使之弱而愚，使人民無所知覺，以便自己得以長期竊國。
雖然現在的《大公報》已經成為中共政府在香港的喉舌了，而早年的《大公報》是以敢罵敢言而著稱於世的。1902在天津創辦的《大公報》敢於揭露問題，抨擊政府，揭發貪官污吏，敢於替窮苦大眾說話，甚至敢點名批評清朝官員。
皇城根下的北京也有仗義執言的報紙，即《京話日報》。這家報紙1904創刊，它敢於公開揭露王公貴族暴行和官僚貪贓枉法營私舞弊的醜聞。敢於揭露黑暗，反映下層人民的疾苦，仗義執言為民請命。例如，那王府的王爺指使管家活埋了侍妾，就被《京話日報》曝光;宛平縣令受賄，也被《京話日報》公之於眾。對於這樣一家在皇宮眼皮子底下為大清盛世抹黑的報紙，慈禧太後不僅不禁止，還傳旨要送來報紙給她和光緒皇帝看。這樣一份報紙居然辦了2年後才被封，當時清政府封報的借口是報紙的主編結交改良派人士，罪名是：妄議朝政，容留匪人。創辦人彭翼仲被捕，判流配新疆。
4. 自主辦報，派別林立
慈禧時期民間自主辦報，派別林立是那個時代的特征。主要有保守派，改良派，革命派。其中改良派是主體。無論哪一派，都不會按朝廷旨意和指示辦報，而是各抒己見，針砭時弊。
上文提到的《京話日報》就屬於保守派，雖然其敢於接露社會種種醜陋現象，但認為慈禧聖明，反對改良，批評革命黨“瞎鬧”。而與之對應的則有改良派的《時務報》，梁啟超曾任主筆，其重要文章《變法通議》、《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均發表於該報，其中不乏批評保守派，積極主張變法強國之語。他在《變法通議》中寫道：“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萬國蒸蒸，日趨於上，大勢相迫，非可閼制。變亦變，不變亦變。變之變者，變之權操諸己，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束縛之，馳驟之。”這是一段警告以慈禧為首的朝廷必須變法的話：國家必須變法，變也得變，不變也得變，與其被別人強迫變，不如自己變。自己變可以操縱局勢，別人變就由不得你了。只有主動變法，才能挽救國家危亡。至於如何改變，根本在於要變教育，關鍵在於要改變幹部制度。
此外，這家報紙系統全面地宣傳變法維新的主張和要求。公開譴責政府壓制民權，主張報紙的作用就是要監督政府。梁啟超認為，報紙有兩大天職，即監督政府和向導國民。
